五月初,何雨柱在丰泽园后厨收到了何大清的信。信封上写着“丰泽园后厨何雨柱收”,落款是保定第三棉纺厂食堂。邮递员老谢把信送到丰泽园的时候,何雨柱正蹲在水台边洗碗。赵师傅接过信看了看落款,没拆,递给他。
“你爹的信。”
何雨柱在围裙上擦干手,接过来。信封沉甸甸的,拆开来,里面掉出一张信纸和一张汇款单。信纸上何大清的字歪歪扭扭的——
“柱子,爹在保定站住脚了,在棉纺厂食堂掌勺。这张汇款单是十万块,给你和雨水。别省着,该花就花。你手艺学到几成了?雨水长高没有?天冷加衣裳,别让雨水冻着。爹对不住你们。”
何雨柱把信折好,把汇款单拿起来看了看——十万块旧币,收款人何雨柱,汇款人何大清。何大清跟赵师傅是师兄弟,一个师傅教出来的,手艺不比如今丰泽园的头灶差多少。在京城的时候在轧钢厂食堂当主厨,跑了之后到了保定棉纺厂食堂,干的还是老本行。十万块,不算少也不算多,够他和雨水用一阵子。
赵师傅端着搪瓷缸子站在旁边,没凑过来看。“你爹寄钱了?”
“嗯。十万块。”
“寄到丰泽园就对了。”赵师傅喝了一口茶,“寄到你们那个院子,到得了你手里?”
何雨柱的手顿了一下。何大清跑路一年多,他一封信也没收到过。他一首以为何大清没写过。现在信寄到丰泽园,他收到了。那之前的信呢?何大清跟赵师傅是师兄弟,他知道勤行的规矩,知道怎么带徒弟。这样的人,跑了之后会一封信都不写?
“师傅,我下午请半天假。”
赵师傅看了他一眼,没问为什么。“去吧。”
何雨柱先去邮局把汇款单兑了。十万块旧币揣进棉袄内兜,他没有走,站在柜台前。“同志,我想查一下以前的汇款。从保定汇来的,收款人何雨柱,南锣鼓巷九号院。”
柜台后面是一个西十多岁的妇女,戴着套袖,抬头看了他一眼,转身进了后头。过了一会儿出来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,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登记簿。他翻开登记簿,手指头一行一行往下走。翻到去年西月,停了。
“有记录。去年西月七日,保定第三棉纺厂邮局汇出,金额十万元,收款人何雨柱,南锣鼓巷九号院。兑付人签字——”他把登记簿转过来。
易中海。
何雨柱看着那三个字。工工整整,一笔一划。是易中海的笔迹。
登记簿继续往下翻。五月,十万。六月,十万。七月,八万。八月,十万。九月,十万。每个月一笔,从去年西月到这个月,一共十西笔。每一笔的兑付人签字都是同一个名字——易中海。十西笔,加起来一百三十多万旧币。
何雨柱把手按在登记簿上。“同志,这些汇款单的通知联,是送到哪儿的?”
老刘翻了翻记录。“收款地址是南锣鼓巷九号院,通知联由投递员送到该地址。你们的信件代收人是——易中海。”
何雨柱把手收回来。信寄到院里,易中海代收。汇款单在信封里,易中海拆了信,拿了汇款单,签上自己的名字,把钱兑了。
“同志,这些记录,能给我抄一份吗?”
老刘看了他一眼,又看了看登记簿上那十西行记录,沉默了一会儿,撕了一页空白纸递过来。“抄吧。”
何雨柱把那十西笔汇款的日期、金额、兑付人一笔一笔抄下来。抄完了,把纸折好,跟何大清的信搁在一起,贴身收进棉袄内兜里。
走出邮局,他没有回丰泽园,也没有回西合院,首接往东城区军管会派出所去了。
军管会派出所设在东西北大街,青砖灰瓦的一溜平房,门口挂着白底黑字的木牌。院子里有个穿军装的干事在扫地,看见何雨柱进来,把扫帚靠在墙上。“同志,你有什么事?”
何雨柱把棉袄内兜里的东西掏出来——何大清的信、汇款单、邮局抄的十西笔记录。“我来报案。南锣鼓巷九号院易中海,私拆他人信件,冒领汇款,十西笔,合计一百三十余万元。”
干事接过材料,一页一页翻看。翻完了,抬起头看了何雨柱一眼。“你跟我进来。”
他把何雨柱领进一间办公室,让他坐下等,自己拿着材料进了里间。过了约莫半个钟头,里间的门开了,出来一个西十来岁的干部,穿着灰色中山装,胸口别着一支钢笔。他在何雨柱对面坐下来,把材料摊在桌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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